[转帖]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为什么夫人穷其一生都没有进入到子爵所处的上层社会呢？
这本小说，我不太懂的是：
既然包法利夫人接触到上层社会后，意识到那才是自己所向往的世界，那为什么包法利夫人不选择离婚，或是直接找到身份与子爵同层次的人去出轨呢？这样做看似非常简单，她发现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浪漫世界真的存在，为什么不摆脱现在的处境努力往上流社会去挤呢？投射到现实生活里，很多女孩子选择做外围女或者是离婚后再去择偶重新选择人生，这样做不是更加直接？为何要最终负债累累，维持虚伪的浪漫呢？或者说既然看不起包法利这样的人，为何两个情人也还是同层次的人呢？怎么不选择更高层次呢？希望能有人为我解答一二，读过之后感觉书真的很好。
回答：
在拉瓦比耶萨尔侯爵府的舞会上，艾玛曾隔着灯火辉煌的大厅，看见几张农民的脸贴在窗玻璃上，向里面张望。那些粗糙、晒黑的面孔使她突然想起父亲的农场，想起苹果树下的生活。
她已经站在玻璃里面，穿着礼服，和子爵跳过舞，身边是银器、鲜花、香槟以及从巴黎赶来的贵族。窗外的人进不来，她却也没有因此成为大厅的主人。
第二天清晨，马车把她和夏尔送回乡下。她没有结交到可以继续拜访的朋友，也没有得到第二次邀请。
夏尔在路上捡到了一只绿色丝绸镶边的雪茄盒，她把它带回家，反复猜想它属于哪位贵族，那个人住在巴黎什么地方，拥有怎样的情妇，出入怎样的客厅。
这是艾玛一生中最接近上流社会的时刻，也几乎预先写出了她后来所有失败的形式。她看见了一个阶层，却只看见它呈现在外面的生活。她接触了贵族，却没有进入贵族借以延续自身的财产、婚姻和关系网络。她从舞会带走的唯一物件，也不是一封邀请函或一项实际的既定承诺，而是一只偶然捡来的雪茄盒。此后，她围绕这个物件补写出一整套巴黎生活。想象替代了联系，物品替代了资格，一夜的宾客经验被她理解成了另一种人生向她发出的召唤。
包法利夫人常被看作一部关于虚荣、通奸和浪漫幻想的小说。但如果这样来解读它，就很难解释一个更具体现实的问题。艾玛并非贫穷、愚钝或者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她受过教育，拥有一定审美，嫁给了有职业资格的医生，见识过贵族生活，也曾得到管理家庭财务的权力。
但为什么她每一次试图改变命运，最终都使自己的位置变得更差？
福楼拜把故事的主要时间全都放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此时已经历过大革命、帝国和复辟，旧贵族的世袭秩序受到持续冲击。虽然出身仍然重要，土地、家族和头衔依旧具有巨大力量，但社会并没有凝固不动。职业资格、商业经营、公共舆论、地方政治和金钱都在成为新的上升通道。
小说里真正不断改善自身处境的人并非侯爵和子爵，而是药剂师奥梅、商人勒乐以及逐渐适应城市职业规则的莱昂。
他们没有艾玛那样敏锐，也谈不上高贵，却知道怎样把日常行为转化为收入、信誉、关系和制度承认。
艾玛的失败因此在作者笔下包含了一层更尖锐的反差。
她比镇里的大多数人更强烈地渴望离开原有位置，却比那些她瞧不起的人更不了解社会位置是怎样形成的。她能够识别上层生活的服装、器物、礼仪和语调，却看不见它们背后的土地、继承、职业、信用和权力。她掌握了阶级的可见语言，没有掌握支撑这种语言的现实结构。
艾玛出生在一个家境尚可的农场主家庭。卢欧老爹拥有自己的土地，能为女儿举办体面的婚礼，也有能力把她送进修道院。她与普通农家女孩已经不同，不必从小完全投入田间劳动，有机会学习音乐、绘画、舞蹈和宗教知识，能够阅读诗歌、历史传奇与爱情小说。本质上，这和现在提倡富养女儿的逻辑差不多，这样的教育把她从父亲的生活中分离出来，却没有为她建立能够独立生活的道路。
修道院给予她的是当时体面女性所需要的装饰性教养。
会弹琴、懂礼仪、熟悉文学典故，可以使一位有家世和财产的女子在社交场合显得更加优雅。
但是这些能力一旦脱离家族资源，便很难兑换成职业和收入。
艾玛既没有接受长期的专业训练，也不可能像男性那样自由进入大学、法律事务所、行政机构或城市商业。
教育扩大了她的感受力，使她知道乡村生活之外还有更精致的世界，却没有交给她抵达那个世界的工具。
这种教育最深的影响，并不只是让她读了几本爱情小说。
它改变了她衡量生活的尺度。父亲的农场原本不算贫困，后来却显得粗鄙。一份稳定的婚姻原本能够改善她的处境，后来却显得近乎监禁。普通人的善意、耐心和劳动难以进入她的评价体系，因为它们无法产生小说中那种完整、鲜明而又充满戏剧性的幸福。她逐渐习惯用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评判正在经历的生活。
这使她陷入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她已经无法安稳地属于父辈的乡村世界，又没有获得进入上层社会所需的财产和身份。她知道贵妇应该怎样穿衣，却不是贵妇。她懂得欣赏钢琴和文学，却不能依靠这些谋生。她觉得自己在精神上高于周围人，社会却不会因为这种自我判断重新分配财产和位置。她拥有足以产生距离感的文化，却没有足以跨越距离的资本。
嫁给夏尔，原本是艾玛已经完成的一次能够实现的有限上升。
她从农场主的女儿变成乡镇医生的妻子，不必亲自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可以雇用几个女佣，布置自己的家庭摆设，参加地方上的体面交往。
夏尔虽然能力平常，毕竟拥有行医资格和相对稳定的收入。
在乡村社会中，医生家庭的身份高于普通农户、店员和手工业者。
艾玛却无法把这次变化看成一个可以继续经营的基础。她需要的婚姻是可以完成一次彻底转换，使自己从旧生活中被连根拔起。
夏尔提供的只是稳定，没有提供她期待的重生。他说话缺少机锋，不会游泳、击剑和射击，对文学、音乐、服装与巴黎的生活毫无兴趣。他吃过晚饭便在火炉边打瞌睡，衣服带着乡镇生活的笨拙，职业上也没有更高追求。
艾玛越观察他，越发现自己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乡村医生的妻子。
她对夏尔的厌恶，因而不止来自夫妻性情不合。夏尔代表着她已经取得却拒绝承认的社会位置。他收入有限，声望平常，满足于地方上的尊敬，对现有生活抱有近乎本能的安稳感。艾玛希望丈夫成为通往另一世界的载体，夏尔却只想和她共同生活。他的爱越真诚，越暴露出这种爱的社会边界：它能够容忍她的任性，不能替她换来巴黎的住宅、贵族的姓氏和被人瞩目的生活。
舞会使这层矛盾彻底显现出来。
在此以前，艾玛虽然失望，仍不完全知道自己究竟缺少什么。子爵府把差距变成了可以触摸的东西。她看见贵族不必为衣服和晚宴的费用焦虑，看见女人如何被注视，男人如何谈论旅行、赛马和政治，也看见一种不被日常琐事压迫的从容。
回到家以后，她开始订阅时尚刊物，关注巴黎消息，购买地图，用手指沿着巴黎街道移动。巴黎这个概念逐渐在她头脑里变成一座由舞会、剧院、裁缝、马车、爱情和名流组成的城市。
她从未认真想过巴黎人怎样谋生。真实的巴黎同样存在房租、职位、资格、竞争和婚姻安排。莱昂后来前往巴黎，并没有因此自动成为浪漫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他需要学习职业规则，积累经验，取得雇主信任，为将来的婚姻与事业维持名声。艾玛了解的是巴黎的消费表面。她知道那里出售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在那里生产什么。她记住了城市中供人向往的地点，却没有一项能力可以为她在那些地点换取稳定位置。
子爵府的舞会还使她很想当然的误解了上层社会的轻松。
贵族在她眼里似乎天然不必考虑金钱，仿佛优雅本身便能不断产生维持优雅的条件。事实上，舞会依靠庄园、地租、继承和家族网络才能举办。
客人能够显得不在意钱，恰恰因为钱已经以土地、房屋和世代积累的财产形式存在。艾玛模仿了这种不计算的姿态，却没有可以替她承担计算的资产。
她想得到的也很少是一个孤立的物品。
衣服、家具、雪茄盒、马车和剧院包厢之所以诱惑她，在于它们都属于某种完整生活的布景。她购买一块布料时，同时购买了自己穿着它被人观看的想象。她布置房间时，想要的不是一件舒适家具，而是一处足以证明她已经脱离乡镇生活的内部空间。她送给情人礼物，也是在塑造一个慷慨、自由、无需计算钱财的自己。
商品在她那里从来不只具有用途，它们负责证明另一种身份已经开始。
这也是她的欲望总在转移的原因。某件东西真正到手以后，很快便会失去光泽，因为它无法独自兑现整套生活。新衣服不能改变丈夫，家具不能改变社会关系，旅行不能改变婚姻身份，情人的一句誓言也不能改变财产归属。
物品与经历只能短暂遮住她的位置，遮蔽消失之后，差距反而显得更大。她以为自己尚未幸福，是因为得到的还不够多，于是继续寻找下一个能够补全生活的东西。
福楼拜并没有把这种欲望完全写成艾玛个人的怪癖。艾玛在小说里使用的语言其实大量来自宗教抒情、浪漫小说、时尚杂志和社交传闻。她在修道院里曾把宗教体验理解成烛光、香气、圣像和神秘情感，后来又用相似方式理解爱情。
她在意的不是一种缓慢形成的信念，而是被某种强烈感情突然带离自身。
离开修道院以后，爱情接替宗教，巴黎接替天堂，情人接替拯救者，情感结构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小说著名的自由间接引语常把艾玛的意识与叙述声音混在一起。很多读者有时很难立刻区分，眼前那些华丽、忧伤、充满命运感的句子究竟是叙述者的判断，还是艾玛从小说和杂志中吸收来的套话。这种写法没有让作者站出来嘲笑一个愚蠢女人，而是让读者进入她的感受，同时察觉那些感受已经被现成语言塑造。艾玛的痛苦确实属于她，表达痛苦的方式却来自一个不断教人如何渴望的文化环境。
她的欲望因而带有鲜明的模仿性。她很少从自己的具体需要出发，慢慢判断什么生活适合自己。她先在书中看见一种爱情，在舞会上看见一种生活，再把别人的欲望当成自己的欲望。她想要巴黎，因为巴黎被杂志描述成值得向往的地方。想要子爵式的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能出现在贵族舞会和爱情故事中。想要昂贵服装，因为被她羡慕的女人正以这种服装出现。
她并不是虚构出一个私人世界，而是在消费社会刚刚成形的时代，接收了大量已经被加工好的生活图景。
这使她比真正的贵族更依赖阶级符号。
侯爵夫人不需要每天证明自己属于贵族，她的家族、庄园、婚姻和交往对象已经完成了证明。艾玛没有这些条件，只能不断借助衣饰、器物、谈吐和情人确认自己与普通人不同。
身份越不稳定，展示身份的需求越强。
她每一次消费都带有自我认证的性质，却又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而需要下一次消费继续认证。
性别秩序则是进一步压缩了她能够选择的道路。十九世纪法国的已婚女性难以像男性那样自由求学、迁居、从业和管理财产。艾玛所受的教育默认她将成为妻子，婚后的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于家庭陈设、社交、消费和私人感情。
莱昂可以离开永镇去巴黎学习，她只能等待丈夫搬家。夏尔可以凭行医资格获得社会身份，她的身份则从属于丈夫。罗多尔夫能够把婚外关系当成生活插曲，她却必须承担怀孕、名誉损失和被家庭抛弃的全部风险。
她怀孕时希望生一个儿子，福楼拜特意交代了其中的理由。男孩可以远行，可以自由行动，可以进入职业世界，一个女人的愿望则处处碰到限制。艾玛已经隐约感到男女命运的不同，只是这种认识没有发展成对自身处境的清楚分析。女儿贝尔特出生后，她很快失望，把孩子交给乳母和女佣。贝尔特在她的爱情、旅行与债务中几乎没有位置。
这说明艾玛反抗的并非女性受限这一整套秩序。
她想为自己取得例外，却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规则。她厌恶乡村医生妻子的角色，向往的仍是另一种依赖男性资源的女性角色：
贵族夫人、被富有男人保护的情妇、无需谋生的巴黎名媛。
她没有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也没有形成能够脱离丈夫和情人的经济关系。她只是希望依靠更有力量的男人，进入更优越的依附位置。
她的美貌和情感感染力也确实构成了一种资源，却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资源。它可以吸引男人，不能自动转化为财产权、婚姻资格和公开声望。罗多尔夫与莱昂愿意在私人空间里享受她的崇拜、激情和冒险，不愿把自己的庄园、职业与婚姻前途交给她。
她越把爱情当作唯一通道，越需要对方主动放弃现实利益。而那些比她更熟悉社会规则的男人，恰恰会在爱情触及财产和名声时停下来。
罗多尔夫的出现看起来最接近她想象中的转机。他有庄园，懂得骑马、旅行和调情，举止从容，与夏尔完全不同。他熟悉已婚女人对婚姻的厌倦，也熟悉爱情的话语怎样起作用。在农业展览会上，他一边向艾玛倾诉命运、孤独与灵魂相通，台上官员一边宣布农业奖项，赞美勤劳、道德和公共利益。福楼拜把两种陈词滥调交错在一起：官方语言用宏大词语包装地方秩序，罗多尔夫用浪漫语言包装一次熟练的诱惑。艾玛只听见其中一套话语，读者却能同时看见两者怎样制造效果。
对罗多尔夫来说，这段关系只是现有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拥有庄园、时间和男性行动自由，可以安排幽会，也可以随时退出。对艾玛而言，爱情承担着改写整个人生的任务。她开始准备行李，计划带着孩子私奔，想象在远方重新开始。
直到此时，罗多尔夫才发现她要求的已经不是一场风流韵事，而是让他承担一个女人和孩子的生活，并为此牺牲财产安排、社会名声与个人自由。
他最后写了一封告别信，把信藏在送来的杏子篮下面。这个细节几乎残酷地还原了两人的关系。艾玛相信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段高于世俗利益的爱情，罗多尔夫却用一封措辞得体的信把责任推回她的家庭，再用一篮水果维持礼貌。
他不是忽然失去了感情，而是在关系需要兑现为实际资源时完成了计算。
艾玛没有由此理解爱情与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她把失败归因于罗多尔夫不够勇敢，仍然相信只要爱情足够强烈，财产、婚姻、名誉和责任便会自动退场。她没有意识到，罗多尔夫之所以显得自由，正因为他拥有可供自己支配的财产，而这份财产也是他拒绝私奔的理由。她
爱上的那种从容来自现实保障，她却要求对方为了爱情放弃保障。
莱昂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他与艾玛初次相识时同样厌倦永镇，喜欢音乐、诗歌和城市文化，两人能够谈论夏尔无法理解的东西。这段关系最初建立在共同的不满上，他们都觉得自己比周围人敏感，都把彼此当成庸俗环境中的知己。区别在于，莱昂后来真的去了巴黎。他并未因此进入上流社会，却逐渐学会城市职业生活的规则，知道怎样取得事务所的信任，怎样安排前途，也知道哪些冒险会妨碍婚姻和事业。
两人在鲁昂重逢后，艾玛仿佛终于进入期待已久的城市爱情。歌剧院、教堂、旅馆、密闭马车和定期往返的行程，共同组成一个与永镇分开的世界。她以学琴为借口，每周去鲁昂与莱昂会面。火车和城市商业使这种双重生活成为可能，勒乐提供的服装又使她能够维持它的外观。
爱情看似纯粹私密，实际上每一步都依赖交通、金钱、旅馆和谎言。
两人的关系很快出现变化。
起初是莱昂崇拜艾玛，后来却逐渐由艾玛支配约会的节奏。她要求更多时间、更精致的环境和更明确的感情证明。
激情一旦成为重复的日程，也开始显露出日常生活的形状。
莱昂需要工作，要服从雇主，也要保护自己的职业前途。
艾玛希望爱情永远保持最初的强度，他却越来越感到疲惫和危险。
她曾经厌恶夏尔，是因为婚姻把爱情变成吃饭、睡眠、收入和家务。与莱昂的关系延续下去以后，同样出现等待、失望、争执和敷衍。问题已经不再属于某个男人。
任何关系只要持续存在，就必须进入时间这个空间，承担重复，接受对方并不总能满足自己。艾玛追求的是永远停留在高潮处的爱情，这种爱情只能在开始、告别、私奔和重逢中出现，无法成为一种共同生活。
她的阶级欲望与爱情欲望在这里汇合。
她向往上流社会，其实并不只是因为那里富有，还因为她相信那里没有乏味的日常。她向往激情，其实也因为激情似乎能把人从日常中带走。她不能忍受的并非某一项具体劳动，而是生活必须依靠重复才能维持。收入需要日复一日地获得，职业需要长期训练以后获得收货，关系需要在兴奋消失之后继续承担责任，家庭财产也需要记账、节制和安排。她把这些过程视为庸俗，因而只愿意接受结果。
伊波利特的手术本质上最清楚地暴露了这种心理。奥梅鼓动夏尔为跛脚马夫实施矫形手术，宣称现代科学可以创造奇迹。艾玛立即被这个前景吸引。倘若手术成功，夏尔将一举成名，报纸会报道他的事迹，病人从远方赶来，她也会成为著名医生的妻子。这是她少有的一次试图通过丈夫职业成就改变家庭地位。
可是她感兴趣的是成名以后的一切，对医学能力本身缺乏判断。夏尔是否真的受过足够训练，手术风险有多大，术后怎样护理，都不在她真正关心的范围内。职业上升在她头脑中再次被压缩成一个戏剧性时刻：一次手术便可以使庸医成为名医，使永镇生活突然通向更大的世界。
手术失败后，伊波利特伤口感染，只能由外来的名医截肢。艾玛不仅失望，也感到丈夫让自己受了羞辱。她没有从失败中认识到专业能力需要长期积累，只是更加确信夏尔不配承担她的人生。她想借助职业声望改变位置，却仍然以对待私奔和爱情的方式对待职业：期待一个事件完成全部转换。
奥梅则从失败中轻易脱身。
他推动手术时扮演着热衷于科学、进步和地方荣誉的身份，出了问题便设法把责任留给夏尔。此后，他继续写文章、经营药房、结交官员、排挤竞争者。他的知识经常半通不通，言辞也充满自负，但他知道知识只有经过报纸、执照、关系和公共声誉的包装，才会变成社会力量。
艾玛自始至终瞧不起奥梅，因为他庸俗、啰嗦、势利。福楼拜同样对他充满讽刺，却没有因此让他失败。奥梅的成功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快的事实：
社会上升并不奖励最敏感、最真诚或最有审美的人，它奖励那些能够把自身能力，甚至只是半瓶醋式的知识，持续转化为关系、声望和制度优势的人。
艾玛能看出奥梅的可笑，却无法做成奥梅每天都在做的事。
两人对时间的态度尤其不同。奥梅把今天的一篇文章、一次拜访、一场公共活动当成未来声望的一部分，愿意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位置长期经营。勒乐也以类似的方式积累着财富，其中每一笔赊账、每一次延期和每一张票据，都会在以后带来收益。艾玛却不断把未来提前用掉。她借钱购买服装、旅行和爱情的布景，让尚未获得的财富先以消费形式出现。别人用现在积累未来，她用未来装饰现在。
这也是小说中不同阶层最隐蔽的差别。侯爵府的贵族依靠过去生活，土地、姓氏与继承使几代人的积累集中在他们身上。奥梅和勒乐这类资产者面向未来，通过职业、商业和关系逐步扩张。艾玛既没有可以继承的贵族过去，也不肯忍受资产者式的漫长积累，只能借助信用把未来收入拉到眼前。她一度因此显得比自身阶层更富有，代价是未来越来越少。
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在现在都会出出现的情况，商人勒乐比任何情人都更准确地理解她。他从不嘲笑她的欲望，也很少一开始就逼她付款。他带来衣料、披肩、家具和新奇商品，告诉她账目可以以后处理，票据可以延期，暂时没有现金也不妨碍拥有想要的东西。他表现得像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使金钱的限制暂时从交易现场消失。
赊账给艾玛制造了一种错觉：她似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趣味生活，无需再服从夏尔的收入。现金交易会立刻提醒她拥有多少，信用却把支付推迟到以后。商品先到手，代价被藏在日期、利息和签名里。她因此把负债体验成自由，直到自由所占用的未来全部到期。
勒乐出售的远不止商品。他出售时间。每一次延期都让艾玛相信危机尚未发生，每一张新票据都把已经花掉的钱重新包装成将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当零散账目被合并、转让和追索以后，温和的商人面孔便让位于法律程序。
艾玛眼中的衣服、礼物、旅馆和旅行，在债权人那里从来只是本金、利息、期限与可供查封的家庭财产。
她后来取得较大的财务代理权，表面上终于拥有了行动空间。夏尔信任她，也没有能力仔细检查账目。艾玛可以签署文件，安排借款，处置某些家庭事务，不必每次都向丈夫解释。
这种权力却没有建立在独立收入和商业知识之上。她可以决定未来收入怎样被抵押，不能创造新的收入。
可以通过展期延后结算，却分不清延期和偿还。可以隐瞒债务，却无法控制债权转让后的法律后果。
现代信用的残酷之处正在这里。它并不要求借款人真正属于富裕阶层，只要求她拥有可供透支的未来。艾玛暂时获得了上层生活的外观，因为市场愿意向她出售这种外观。她不必先拥有财产，只要有个签名便能穿上衣服、住进旅馆、赠送礼物。可信用不会承认她想象中的身份。到期时，它只计算夏尔的收入、家庭的家具、可能继承的财产以及她还能承担多少债务。
因此，艾玛并非一直被动地等待命运。
她相当善于安排秘密行程，也能撒谎、伪造借口、说服丈夫、支配情人。在债务即将公开时，她一天之内奔走于商人、银行家、公证人、税务员、莱昂和罗多尔夫之间，表现出的决断力远远超过夏尔。问题在于，她的行动大多用于维护已经失去基础的生活。
她不是没有意志，而是把意志投入了隐藏账目、延续幻象和推迟结算。
这种行动方式与她对日常的厌恶其实互为因果。稳定的改变往往发生得很慢，要求人接受一段时间内看不见成果。
艾玛只有在危机、私奔、重逢或决裂中才觉得自己真正活着。局面越危险，她越能表现出惊人的能量。一旦需要长期管理，她便重新陷入厌倦。她擅长突破，缺乏维持。擅长制造事件，无法建立秩序。
她对家庭事务的态度也由此可以理解。一个家庭的阶层位置并不只靠收入决定，还要依靠日常保存：控制支出，管理财产，培养下一代，维护职业声誉，避免把偶然风险扩大成无法承受的损失。艾玛把这些事情看成狭小生活的象征。她不断抽走家庭用来维持位置的资源，又没有形成新的来源。
她的每一次逃离，都由那个被她厌弃的家庭支付费用。
夏尔的无能当然要承担责任。他缺乏职业判断，也缺乏财务警觉，对妻子的精神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他以为搬到永镇可以治好艾玛的忧郁，以为一次手术能够带来声望，也从未认真查看家庭账目。
他的爱带着一种消极性质：
只要艾玛高兴，他便愿意相信她。这样的信任没有保护她，反而取消了现实边界，使勒乐能够持续利用这个家庭。
不过，夏尔的无能与艾玛的欲望并不处在同一个方向。夏尔守不住家庭，是因为他看不见危险。艾玛消耗着家庭，是因为她把家庭本身看成必须逃离的生活。
一个没有判断力，一个拒绝承认限制，两者共同把原本尚可维持的家庭位置交给了债权人。倘若把悲剧全部解释为艾玛的虚荣，夏尔就会被轻易免除责任。倘若把她完全写成制度受害者，又无法解释她为何不断破坏已经拥有的资源。
债务危机到来时，爱情与社交的真实含量被一次性检验。公证人居约曼没有把她当成值得援助的体面女性，而是试图利用她的绝境提出性交易。
莱昂不愿为她挪用事务所的钱，因为那会毁掉自己的职业。罗多尔夫曾经许诺始终做到灵魂相通，面对明确的金钱请求却拒绝提供帮助。过去那些仿佛超越现实的关系，到此都恢复成了实际的利益计算。
艾玛这才发现，自己曾经进入的只是男人们的私人生活，没有进入他们的资源结构。罗多尔夫可以把时间、礼物和情话分给她，却没有让她分享庄园。莱昂可以陪她住拥挤的旅馆，却不会拿职业前途替她还债。居约曼拥有资金与法律知识，只愿把援助变成对她身体的占有。
她以为亲密关系已经取消了阶层差异，金钱请求却使差异重新出现。
她最终吞下砒霜。
这时候债权人的通知即将公开，家具可能被查封，夏尔会知道一切，永镇也会看见她精心维持的生活背后只剩债务。死亡在这里首先是停止结算的办法。她无法偿还金钱，也无法承受身份表象彻底破裂，于是试图让自己退出那个即将作出判决的现实。
福楼拜故意把她的死亡写得漫长、痛苦而难看。
砒霜没有带来小说中那种安静、苍白、带着神秘美感的死亡。她呕吐、抽搐，身体迅速败坏，宗教仪式、医生的忙乱和奥梅的高谈阔论挤在病床周围。那个一直用精致图景理解人生的女人，最后被身体以最直接的方式拖回现实。
她可以为爱情和死亡设计最终的姿态，却不能规定砒霜怎样破坏肉体。
夏尔在她死后仍然按照她的趣味安排体面葬礼，选择昂贵的棺木和层层覆盖的材料。他想给予妻子一个符合她想象的告别，却继续加重家庭负担。艾玛生前依靠消费把普通生活装饰成另一种生活，死后又由丈夫用消费把破产装饰成体面。
直到此时，夏尔仍没有理解那些物品怎样一步步吞掉了家庭。
后来，他发现罗多尔夫的信件，也没有真正追究妻子的背叛。他把一切归于命运，甚至模仿艾玛喜爱的装束和审美，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已经失去的妻子。
他很快丧失病人、收入和生活能力，最终死在花园里。艾玛曾把夏尔看成束缚自己的平庸生活，结果这个男人在她死后接收了她留下的债务、幻想与失败，连原本那一点安稳也随之消失。
包法利一家的坠落并未使永镇的秩序受到震动。勒乐从债务中获利，继续经营买卖。莱昂退出危险关系，回到职业与体面婚姻的道路上。罗多尔夫保住庄园和自由。奥梅则持续扩大自己的影响。他排斥可能与药房竞争的医生，利用报纸经营名声，把自利活动包装成科学、进步和公共服务，最后终于获得荣誉勋章。
奥梅的成功使小说的阶级主题变得复杂。
他与艾玛一样虚荣，同样渴望被更高社会承认，甚至比艾玛更自负。区别在于，他知道虚荣必须经过社会机构才能变成荣誉。他写文章，结交官员，参与地方事务，使用时代最流行的进步话语。他并不要求社会看见自己内心多么特别，而是不断制造可供社会承认的记录。勋章或许荒谬，却来自一套真实运转的程序。
艾玛始终要求外部世界承认她想象中的一个自我。她觉得自己比夏尔、奥梅和永镇居民更有感受力，因此理应过上与他们不同的生活。可社会位置并不根据一个人对自身精神价值的判断分配。审美敏感可以让她感到痛苦，无法直接产生收入。爱情激情可以使她显得迷人，无法自动形成法律身份。轻视庸俗也不会削弱庸俗者手中的财产和关系。她拥有强烈的自我感觉，却缺少把自我感觉转化成公共能力的路径。
这也解释了福楼拜为什么既不愿宽恕她，也不愿简单谴责她。
她的不满并非凭空产生。
那个社会确实把更广阔的世界展示给她，又把女性进入世界的主要渠道压缩为婚姻；教育使她能够有了想象空间，却不提供独立谋生的资格。商品和杂志不断刺激欲望，信用又允许欲望暂时越过收入。她的悲剧发生在封闭秩序开始松动、消费社会逐渐扩张的时刻。人们被鼓励相信生活可以改变，却很少有人说明改变需要什么条件。
与此同时，艾玛使用的反抗方式本身也来自这个社会。
她把自由想象成无需劳动和计算，把爱情想象成由富有男人带走，把价值寄托在了所有的美貌、服装、情感强度和被人欲望上。她想摆脱乡镇医生妻子的身份，却没有摆脱女性价值必须由男人确认的规则。她鄙视金钱主义，又只能通过消费证明自己。她厌恶阶级差异，却将全部幸福寄托在成为上层生活的一部分。
勒乐几乎不需要摧毁她的理想，只要不断给理想标价。
浪漫小说告诉她什么值得渴望，时尚杂志告诉她这种生活应该呈现怎样的外观，商人把外观送到家中，信用允许她在没有相应财产时先行占有。等债务到期，法律再根据她真正拥有的资源重新确定位置。整套过程不需要任何人公开禁止她上升。她看似一直自由选择，选择的范围、语言和欲望却早已被安排。
她最终没有完成阶级跃迁，原因也不在某一次错误选择。
她从未建立阶级转换所需要的连续性。修道院教育没有转化为职业能力，婚姻带来的有限上升没有转化为家庭积累，侯爵府的邀请没有转化为长期关系，夏尔的职业没有转化为真正的医学声望，情人的资源没有转化为合法保障，财务代理权没有转化为独立的经营。
每一种可能性抵达她手中后，都被迅速改写成一次关于完整人生的想象。
这其中最深的错位，发生在她对时间的理解上。阶级从来不只是一组物品，也是一种组织时间的能力。
贵族把祖先的积累带到今天，资产者把今天的经营投向未来，普通家庭则依靠节制和劳动维持下一代的位置。艾玛无法继承足够丰厚的过去，也不愿承受积累未来的过程，于是不断借未来满足现在。
她的生活一度因此异常绚丽，家庭的时间却被一点点掏空。
小说结尾，贝尔特先后失去父母和祖母，外祖父又因瘫痪无力抚养她，最终只能进入棉纺厂做工。
这个安排不只是对艾玛的惩罚，更显示了债务如何改变一个家庭在代际中的位置。艾玛从家境尚可的农场主女儿出发，通过婚姻进入地方职业家庭，原本已经获得比许多乡村女性更安稳的生活。
她终生向上凝视，最后却使女儿失去了自己出生时拥有的一切。
侯爵府舞会上的那块玻璃由此获得了另一层含义。艾玛一度站在玻璃里面，以为自己已经与窗外的农民分开。她后来购买进入大厅所需的服装，寻找能够把她留在里面的那个男人，借来维持大厅生活的钱，却从未掌握那座大厅的产权和规则。
到小说结束时，贝尔特甚至不再拥有隔窗观看的闲暇。她进入工厂，用童工的劳动偿付上一代留下的空缺。
与此同时，奥梅获得勋章。一个善于经营制度的人被公开授予荣誉，一个曾经渴望贵族生活的女人已经死去，她的女儿则在机器旁劳动。永镇没有因为这场悲剧改变方向，药房照常营业，报纸继续刊登文章，债务依照法律执行，纺织厂也需要更便宜劳动力。社会仍在允许一部分人上升，只是它把位置交给了懂得积累、计算和利用规则的人，并把那些被提前消费掉的未来，交给了下一代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