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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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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定居是穷人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虽然南非实行了这一计划，但仍然无法遏制黑人进城安家的潮流。南非所谓的黑人家园，在10多年前就已经逐渐成了一个留守人口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妇女、小孩，而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但是南非当局希望通过振兴黑人家园计划，使得南非的黑人能够回流农村，即使不回流，也希望由此只在城里暂住，等到打工到35岁就回到黑人家园靠部落集体所有制养老了。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20年，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投资。正如汤姆林森报告所讲的，如果在黑人家园里没有出路，黑人仍然是要涌入城市的，因此要实行黑人家园制度，就要使黑人家园有所谓的复兴。于是通过国家投资，在黑人家园盖了很多公共设施，盖了一些居民区，搞了很多那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为了使黑人家园对于黑人有约束力，南非从1974年开始，还千方百计地让这些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毕竟还是有一点西方的传统，如果是本国的公民，不让他们在城市定居还是说不过去，他们也不能明目张胆实行一种另类的户籍制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这些黑人干脆成为外籍劳工，如果这个黑人家园独立成为单独的国家，那么黑人劳工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他们就成为外籍劳工，只能在这里打工、不能安家。
为了这一点，南非的国家公共财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后期，他们对黑人家园的补贴非常之大，1988年到 1989年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增长非常快。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 34亿美元。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就相当于60亿美元，按照黑人家园的总人口平均，每人达到380美元。
但是，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投入的效果却很差，因为它的初衷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借助传统专制酋长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的资格，将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这样的一种状态固定化，甚至借助传统力量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而不给白人城市添麻烦。正是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出于这样很不正常的目的，因此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效果差，被很多白人纳税者视为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也是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后期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实际上还是拦不住黑人进城的潮流，还不如干脆让他们进城。
一方面南非将黑人圈在索韦托这样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城区还是出现黑人住宅区，当时的南非政府就采取驱逐政策，就是所谓的清除贫民窟。南非在经济发展时期曾经出现过很多这种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在50年代出现的索菲亚顿事件是最有名的一次。
最近姚洋先生说贫民窟意味着穷人进城“侵犯产权”。我不否认一些民主国家对穷人“私搭乱建”相当宽容。但是那些“低人权国家”则不然，他们的暴力“城管”显然侵犯人权，而用城管方式“清除贫民窟”才真正是侵犯产权。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怎么可能让黑人“私搭乱建”？那里的黑人贫民区应该说都是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约翰内斯堡市内的索菲亚顿本来是一块给穷白人盖的廉租房小区，完全是合法的，但是盖起来了之后，白人当局认为标准太差，做白人的廉租房不够格，因此市政当局拒绝提供市政支持，没有给它投资建下水道等等。开发商不愿意浪费这笔钱，就把房子卖(租)给了黑人打工者。这完全是正常的产权交易，并没有发生所谓黑人占地乱建的事。但是后来，因为那里离市中心比较近，只有4英里，属于三环内甚至二环内吧，白人当局认为这块地皮被黑人占据太可惜，于是实行了“清除贫民窟”计划，把上万黑人赶走，造成非常严重的事件。着名南非影片《鼓》就是讲的这件事。
在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领袖都非常强调黑人贫民区存在的权利。尽管贫民区本身条件就非常差，但是连这样的地方都不让他们住，就更加不人道。曼德拉就曾描述过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贫民区，那里设施简陋，治安也很糟糕，但曼德拉强调说，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要比贫民窟本身更不人道。非国大领导了贫民窟黑人的反拆迁斗争。曼德拉说：“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一个致富之地，黑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黑人不必向白人的城市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是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亚历山大的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因此曼德拉说亚历山大是黑人的希望之地。
当然曼德拉绝不是说黑人就该住得这么差，但这是国家之过，不是黑人之过。国家不能提供廉租房已经该骂了，黑人自己搞个“窟”你还要驱逐他，这真是太过分了！
总之，南非是靠欺负黑人实现的经济高增长。但这种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难以为继了。一方面是维护这种状态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黑人家园的建设都是非常花钱的，效果也不好。二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这种事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用“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经济中增加“竞争力”的体制，本身也会带来严重问题，这就使该国的消费市场极其狭窄，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
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民主化进程就变成了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最终发生了1994年的南非变革。关于1994年以后的南非变革，我觉得还有无数的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关于这一点，今后我们还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