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美国人为什么不反抗？

By 小东东 2026-02-18 世界观察

要反抗的第一步前提是：知道应该反抗谁。

而美国人连这个第一步的前提都没有。

能够认清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罪魁祸首是谁，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级的能力。

目前美国只有路易吉做到了。

大多数底层人的脑子都是一团浆糊，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把自己害成这样的，当然也就不知道应该报复谁。

在上层精英与底层已经物理隔离、生殖隔离的情况下，底层人连上层在哪里、上层精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自然也就谈不上反抗。

一个乞丐只会嫉妒另一个乞丐比自己多讨了一个面包，不会去怨恨高高在上远在天边锦衣玉食的贵族老爷。

一个流浪汉只会去抢自己身边的另一个流浪汉，不会去抢千里之外的美联储。

在统治阶级精心设计出来的层层甩锅、步步为营、相互牵制、转移视线、洗白话术、巧妙伪装的各种复杂的嫁祸机制下，底层也根本分不清到底应该报复谁。

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那些本来想要帮助底层的改革者、慈善家、义士更容易被底层人当做罪魁祸首或发泄对象，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

也就是说，底层人的认知机制和行动机制并不是“谁是罪魁祸首，我报复谁”，而是“谁离我最近，我就报复谁”。

这就是毛选开篇第一章就是教人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原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1925年教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第四期。195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选第一卷。2011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第二，宗教社会和种姓社会里的善恶标准也与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

在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等级制种姓社会里，凶狠残暴是高种姓的标志，好心善良是软弱无能的低种姓标志。

所以，在这种社会里，天然存在一个逆淘汰机制：你欺负底层人说明你身份高贵、势力强大，底层人只会对你唯唯诺诺、崇拜敬畏；你好心帮助底层人，底层人会把你当成没实力的低种姓，不但不感恩、不报恩，反而会变本加厉的占你便宜，理直气壮的欺负你。

中国人心中的善良标准：我给你施舍面包，所以我是好人，你会感谢我。

种姓社会白羽人眼里的样子：你给了我面包，为什么不给我番茄酱呢？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给我面包说明你怕我，那你的房子也应该给我。

中国人心中的罪恶标准：你抢走我的房子，你是坏人！你杀了我的亲人，你是罪人！老子要弄死你！

种姓社会白羽人眼里的样子：你拿走我的房子，是因为我有罪，我应该赎罪。你本来可以把我的衣服全拿走，却还给我留了内衣，让我不至于冻死，感恩你的慈悲！你本来可以杀光我全家，却留下我一条命，你真是个好人啊，感谢不杀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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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美国人为什么不反抗那些收走他们房子的掠夺者呢？

因为在美国人眼里，被收走房子是因为自己犯错了、违约了、违法了，被收走房子是自己的错，收走房子的人是执法者，不是掠夺者。反抗执法者的执法行动是更大的犯罪。

这个时候的美国人，满脑子只会想着怎样赚钱还清负债、赎回房子，只想着证明自己是守法良民、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没素质的底层人，期望再爬回中产阶级队伍，当然没想过反抗。

因为反抗是“违法者”和“没实力没素质的底层人”的标志，会遭到别人嘲笑和排斥，让自己在中产阶层社交圈里彻底社死，再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了。

因为一反抗就会被打上“罪犯”的标签，影响信用记录，从而自动触发各领域联合排斥的更大斩杀线。

总之，美国人一反抗就彻底没希望重返中产精英的行列了，从此只能在底层混了。对于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体面人来说，那都是自毁长城、自断后路、自绝于社会。
曾经被公知推崇的《夹边沟记事》里有一个“纸枷锁”的情节。

大致内容是：农场的条件简陋，没有足够的监室和刑具看管所有的犯人，于是看守们想出了一个“纸枷锁”的管理手段，给犯规者戴上纸做的枷锁作为处罚手段。如果受罚者把纸枷锁弄破了，才会给他戴上十几斤的真镣铐关禁闭，戴上这种重镣的人往往会被折磨的生不如死，所以被戴上纸枷锁的人都非常恐惧戴真镣，因此会竭尽全力保证纸枷锁不破，这样反而把他搞得整天都精神紧张，而且绝对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管理效果反而比戴真镣的效果还要好。

在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里也用了这个“纸枷锁”的梗。

这种“纸枷锁”机制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存在一个“反抗纸枷锁就会受到更重的处罚，顺从纸枷锁的约束就可以重返体面人行列”的上升预期，给受罚者一个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出路诱惑，这是一种对潜在反抗者进行诱导和孤立的分化瓦解机制。

第三，连坐机制也会对潜在反抗者形成抑制作用。

比如：绑匪把人质打散了（不让同籍贯的老乡在一起）编为十人一组的小组，规定只要一人反抗或逃跑就把这十个人全杀掉，那么这十个人里的胆小鬼就会自发监督和举报反抗者，从而把反抗者扼杀在萌芽状态。有了这个机制帮忙，才会出现“七八个鬼子就能管住一城几万人”的现象。

美国的社会机制也正是如此。

刚刚跌落到斩杀线的美国人脑子里还抱着“重返体面人队伍”的希望，正如刚刚被发配流放的武松和林冲一样。

只有彻底断绝后路、陷入绝望、认清社会真相、并且知道罪魁祸首是谁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美国流浪汉虽然事实上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是“有希望重返体面人行列的暂时掉队者（中产预备队）”，只要他们还没断绝“重返体面人行列”的希望，他们就不会反抗。

但是，还有第四个问题：归因评价机制的无形桎梏。

彻底断绝了“重归体面人”念想的流浪汉往往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自己是被上帝抛弃的堕落者，只会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在“体面人”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反抗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革命者在发动群众时必须先开诉苦大会的原因。

因为不开诉苦大会，群众对自己的伤痛都是遮遮掩掩，把自己的事业失败、家庭失败、人生失败当成“没脸见人”的丑事、耻辱，看到吃香喝辣作威作福的贵族老爷只会羡慕人家“有本事”“有福气”，怨恨自己“没本事”“没福气”“命不好“，不会有反抗的念头。即使要反抗也只会反抗穷凶极恶的一线狗腿子，“上头的老爷还是好人”。

只有开了诉苦大会，才能把一个个分散的“孤立的悲剧”变成“普遍的共鸣”、把“个体的耻辱”变成“群体的愤慨”，才能让群众认清自己日子过得不好不是因为自己“没本事，没福气，命不好”，而是因为上层的剥削压迫，才能认清罪魁祸首和正确有效的反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