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如何看待坚持不结婚的中国男性近年来逐渐增多？
未婚男性那么多，为什么更多的是享受单身？更愿意花钱去旅行或者干其他事情？是当代社会的影响还是什么？
回答：
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出走的决心》，一经出现又刷爆了我的朋友圈，我的那些自诩“独立女性”的朋友们几乎人人都要看这个电影。当然了，看不是目的，目的是借着看“觉醒”一波，顺便老调重弹地批判一下男人。后疫情时代的男女对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仿佛魏晋时期不可言说的公羊儒学，上面说不能说、不可说，下面表面不说，其实比谁都关心这一话题，仿佛不谈“父权制”“解放”就赶不上这场时髦。
朋友圈的男人们在这个时候必然如同白天的耗子一样的，在女人们义愤填膺的愤怒之下缩成一团，间或有那么一两个自诩“平权主义”实则性压抑严重借此搭讪小妹妹的，便也在评论区剖心自证，一副耶稣殉道，恨不得把几千年来男人身上的原罪全都一己承担，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证明自己是个“先进”“文明”的男性，不如此就不能洗刷自己一身的“封建”“男权”味道。
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在朋友圈说话了，他说，为什么只允许女性有“出走的决心”，怎么男性就不能有“出走的决心”？
后来嘛，他的这番言论被朋友圈的独立女性们狠狠批判，几乎是体无完肤，什么“恶臭啊”“压迫啊”“抬杠啊”…就出来了。直惊的我那男性朋友先是删除朋友圈，后来甚至在朋友圈一一道歉，方才云消雨歇。
当然了，我今天倒是不想讨论他的遭遇，只想纯从学术角度讨论这个话题。
“为什么不允许男性有出走的决心？” 到底女性的困境是不是有一个算一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造成的？就像是在知乎上被批倒批臭的父权制，它到底是什么？
知乎惯例，先问是不是，再说为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关键概念：父权制（Patriarchy）并不仅仅是一个“男性压迫女性”的系统，它更是一个“年长男性通过一套性别角色规范来管理和控制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女性和其他男性）的系统”。
换句话说，一种对男性的“规训”———-这套系统赋予男性“一家之主”地位的同时，也向他们施加了沉重的“养家者”（Breadwinner）责任。这套责任体系，正如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言，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工具。一个背负房贷、需要养家糊口的男性，通常是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测、更少社会风险的“治理对象”。他必须依附于系统提供的工作，不敢轻易冒险或反抗。
同时，它也是一种对男性的“奖赏”：作为服从规训的回报，系统许诺给男性的是对家庭和女性的权威与控制权，即所谓的“父权红利”。这使得许多男性虽然感到负担沉重，但依然愿意进入这个游戏，因为终点有“主人”的地位作为奖赏。
在这个前提下，当女性“出走”，她们挑战的是这套系统的前端规则（女性的依附地位）。而当男性试图“出走”（拒绝承担传统经济责任），他们挑战的是这套系统的核心引擎和动力机制。系统可以容忍一部分“前端规则”被修改，但绝不能容忍其“动力引擎”熄火。 因此，系统会动用全部的文化、道德甚至羞辱力量（如“躺平可耻”、“不负责任”），来阻止男性的集体“出走”。系统在害怕的，是失去其最稳定、最核心的劳动力与消费力来源。
一个社会系统的维持，依赖于其各部分履行特定功能。女性的传统功能（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商品化和社会化替代。随着家政服务、外卖、预制菜、托儿所的发展，许多传统由女性承担的家庭功能可以被市场购买或由国家部分承接。因此，女性的“出走”虽然造成了冲击，但系统找到了（ albeit 不完美的）缓冲和替代方案。
而男性的传统功能（家庭外部的生产劳动与财富创造）在系统看来，其“不可替代性”更强。虽然女性也参与了生产，但系统仍然根深蒂固地依赖男性作为高强度的、高风险的、工具化的劳动力。从建筑工地到高科技公司，从保家卫国到承担大部分税基，男性的经济产出仍然是维持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运转的基石。因此结果就很明确了，假如男性大规模“出走”，拒绝成为那个“辛勤工作、不敢消费、拼命供房”的工具性角色，当前以投资和增长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模式将面临立刻的、巨大的危机。这才是系统最深层的恐惧。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指统治集团通过塑造社会共识，让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其领导地位。
在传统的父权制下，系统构建了一个（虚假联盟）统治联盟：所有男性，无论阶层，通过与系统合作（即接受“养家者”角色），都可以在家庭这个微观层面获得对女性的权威，从而获得一种“我也是主人”的虚假满足感。这使他们与真正的权力顶层结成了“想象的利益共同体”。
系统精心打造了一套与“经济能力”、“坚忍负重”、“承担责任”紧密绑定的“男子气概”标准。男性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男人”，就必须内化并践行这套标准。这使得对男性的规训成为一种自我规训。而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男子气概陷阱”罢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话题本身，为何不允许男性“出走”？ 因为允许男性出走，就意味着拆散这个“统治联盟”，揭示出其虚假性——即普通男性与权力顶层男性之间的利益并非一致，他们同样是系统运转的“燃料”。系统害怕男性意识到，他们和女性一样，都是特定角色的“囚徒”，只是监狱的装修不同。
社会之所以看似“允许女性的出走”而“不允许男性的出走”，是因为：
1. 女性挑战的是父权制的“结果”（依附地位），而男性挑战的是其“原因”（生产动力）。 系统可以忍受结果的局部调整，但绝不能容忍动力源的丧失。
2. 女性的传统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被市场和国家替代，而男性的传统功能在当前系统下仍被视为更不可替代的经济基石。
3. 系统通过给予男性虚假的“父权红利”和“一家之主”地位，成功地将他们捆绑在战车上。允许男性“出走”，将导致维持了数千年的“统治联盟”和“文化霸权”彻底瓦解。
因此，那些“在害怕”的力量，害怕的并非是某个性别本身，而是害怕支撑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支柱崩塌。他们害怕男性觉醒，意识到自己“养家者”的神圣使命，不过是一套精巧的“驭民术”；害怕他们不再甘心做系统沉默而可靠的“电池”。
这场性别角色的变革，因此成为了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前哨战。男性的不满和困惑，正是这场巨大变革即将来临前最准确的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