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的“罗摩神庙”：《澎湖海战》和“1644史观”的民族主义大动员
摘要：一部历史剧和一段历史观，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大海啸，这似乎让人莫名其妙，但印度人就曾经历过这样的震撼和动荡，这点无疑值得借鉴。
尼赫鲁家族的国大党靠“反帝反殖民”的印度第一轮民族主义起家，而莫迪代表的印度人民党则依靠“反莫卧儿帝国穆斯林征服统治”的印度教诉求第二轮民族主义击败了国大党，两者都是民族主义，但后者在大众叙事的吸引力上压倒了前者——上图是莫迪出席巴布里清真寺废墟之上的罗摩神庙开幕仪式，他把此事视为自己在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上的重大政治成就
大约一个多月之前，当电影《澎湖海战》开始宣发的时候，一位国内现代印度政治学家就跟我非常严肃地表示：
这个电影很可能会引发国内意识形态的混乱，甚至存在被外国势力利用的风险。他说，现代印度政治的最大变局，就是因为在关于16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历史叙事中处置不当导致的，尤其是涉及巴布里清真寺和罗摩神庙遗迹问题上模棱两可，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数十年印度教“大民族主义”浪潮，最终把功勋卓著的国大党赶下了神坛，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印人党也由此上台。
说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同样是巨型国家的印度，实际上是有着与中国近乎相似历史经验的。这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去认真研究、思考并借鉴，尤其是涉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是如此。
与中国类似，16世纪的印度也曾被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所征服，这段历史成为后来印度独立后国内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叙事起源。
1525年中亚的突厥化蒙古穆斯林领袖巴布尔率领军队入侵印度，并在帕尼帕特等大规模会战中击败了分裂涣散的印度各邦，缔造了少数民族的穆斯林莫卧儿帝国——也是印度历史上罕见的大一统国家。
然而，这段历史一直是占据印度大多数人口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心中无法忘怀的“亡国”伤痛，并逐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印度总理莫迪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的头目，他在80年代的政治宣传文章中曾经说道，“每当想到印度人被穆斯林蛮族征服的历史，我就心中痛恨而不能自制”——这种说辞很像今天中国汉民族主义者对清军入关的看法。
尽管1526年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比八旗入主中原的1644年早了一百二十年，但这并不妨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内心苦痛不比中国的汉民族主义者少，更不会阻碍当时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印度人民党借助这段历史叙事推动浩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早在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即开始基于历史发难，宣称莫卧儿帝国穆斯林开国皇帝巴布尔麾下大臣米尔巴奇建立的巴布里清真寺，乃是在印度教神祗罗摩诞生处的遗址上建立的（大约在1526-1533年之间修建），这是不能容忍的侮辱。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措辞强硬地发出通牒，要求国大党政府必须摧毁这座清真寺，并改建为罗摩神庙，否则他们将发动暴乱。
当时的印度国大党政府走投无路，被迫派出印度权威历史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发掘巴布里清真寺的构造，试图以学术权威来应对民族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文化诉求，但是这些学术机构根本不敢在如此敏感复杂的历史议题上站队，他们不得不发出委婉模糊的声明，试图搪塞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但这个表述实际上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1949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强行闯入巴布里清真寺，不顾政府警告，在清真寺里安放罗摩和悉多的神像，印度政府不得不关闭清真寺，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愈来愈激荡的不满情绪。
到了1988年底，当时尚是小党的印度人民党开始组织民众，不断就此制造话题，甚至引发冲突，以制造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服务于自己的选举——当时的印人党领袖阿尔瓦尼甚至私下表示，“莫卧儿的‘罪行史’是我们打败国大党的法宝，围绕着这些历史的冲突越激烈，国大党就会被人民抛弃得就会越彻底，我们的支持率就会越高。”1992年12月，印人党骨干率领支持者不顾国大党政府的反对，强行拆除了巴布里清真寺，这引发了印度历史上规模巨大的骚乱，大约三千多人死亡，尽管印人党的暴乱遭到了国大党政府的镇压，但这并未扭转事态发展——此次行动最终造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版图剧变。
在巴布里清真寺民族主义剧烈冲突之前，印人党是印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其在1984年的大选中还仅仅只在印度议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但随着暴乱之后的1996年，随着印度人民党在巴布里清真寺获得了人口绝大多数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拥护，印度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吊打了国大党，一跃成为印度议会的最大党，比其他任何印度政党都要强大。
不久之后，执政半个世纪的国大党就正式跌落神坛，这个曾经带领印度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赢得国家独立，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印度民族经济，并打赢巴基斯坦建立南亚霸权的强大执政党在政治上一败涂地，从此逐步沦为印度政坛的二流政党。印度国大党的失败，不是因为其执政成就不够亮眼，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功勋不要闪耀，而是他们在回答“历史情感”和“民族叙事”的问题上，未能给出满意的叙事答案，这个失败——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的失败，而非仅仅是具体政策的失败——尼赫鲁的继承者败给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本能，而非败给了物质现世。
而今天的印度总理莫迪，就是从那场残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浪潮中崛起的印度政治大赢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乃是更成功的特朗普。
无独有偶，清军入关、甲申“国难”和剃发易服，是三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最沉重且禁忌的历史议题，属于埋藏于大多数中国汉人心中最深刻的“历史伤痕”和“历史禁忌”，也是中国民族历史问题中的罗摩神庙‘大忌讳’：
清朝建立后，大量的汉人知识分子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伤痛寄托于才情，从大知识分子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吕留良和朱耷，再到小知识分子曾静、张熙、全祖望（清中期人物、乾嘉学派）等，都是如此。实际上，哪怕是清朝体制内的投降的汉人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很难对明清易代不怀有基于民族情感的不甘。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后的1683年，为了稳定中原汉人之心，专门前往明孝陵祭拜朱元璋，为了显示诚意，康熙帝对朱元璋施行了三拜九叩的罕见大礼，据历史记载，随行的汉人官员和知识分子无不痛哭，悲不自禁，有的甚至激动到昏厥。
04:30吴三桂剪辫叛清
这种情绪不止是存在于知识分子心里，也存在于大量的草莽甚至降清军人之间。朝鲜《燕行录》曾经记载，三藩叛乱失败后，大量的叛乱参与者甚至其中的高级将官流亡，朝鲜使者曾经见到一位叫李素的吴三桂麾下，李说，“吴王在云南，喜欢与士兵喝酒，每次看到岳武穆的戏剧，大家都相顾默然，有次吴王不禁大哭，‘让天下沦落至此，难道不是本藩的过失吗？’”等到清朝中期，随着明清历史意识形态的管控加深以及清军入关经历者一代的丧亡，清帝国逐步巩固了统治，但依然有相当多的基于民族意识的叛乱（如1806年的蔡迁叛乱、天地会运动和台湾的林爽文大叛乱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清易代的历史问题，就是后来中国民族问题和历史叙事中的“罗摩神庙”，是一种基于“民族伤痕”甚至“耻辱”的重大意识形态禁忌，而不单单是只是历史学术话题，其中蕴含着基于汉人民族数百年本能伤痕情绪的巨大政治能量和政治动员。
三百年以来，后来的各方政治力量，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亦或是洪秀全、孙文和袁世凯及各路军阀如冯玉祥等，甚至包括国共两党都深深地理解其中的沉重和影响，并多次以甲申议题（1644年是甲申年，国共时代又叫甲申国难）来运用于自身的政治目标。
清末，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作随着清政府内外控制的放松而逐步在民间流传，最终引发了汉人巨大的民族主义洪流并毁灭了清帝国。鲁迅先生作为过来人，他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讲到，“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到了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明末清初的文献。”
1944年，国共围绕着清军入关三百年的纪念展开宏大的政治辩论，两党皆以“甲申国难”的沉重为载体表达自身的政治主张，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舆论，对两党高层都产生了深刻的震撼，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政策——这实际上是辛亥革命之后，明清易代的历史叙事第二次在中国政治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
国民党政要陈诚在回忆录里对那次讨论印象深刻，“郭沫若当时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论文，在报章上发表，极轰动一时。他说明亡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至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岁次甲申，适为三百年。他把民国三十三年之甲申，比成崇祯十七年之甲申，明朝败亡现象，现又一一复见于今日。危言耸听，在他当然别有用心（陈诚认为郭用明清易代历史议题的高度敏感性来攻击国民政府），但是当日一般失败主义者，和他同有此感的人，确实也不在少数。所以郭文之轰动，正因为它对时局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并非全出偶然。”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则要求《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转载并印发单行本。随后，该文还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提醒党员干部“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亡国）的覆辙。”
事实上，与中国政治家们不同，印度国大党在莫卧儿穆斯林帝国对印度征服的历史叙事中缺乏敏感性。毕竟，莫卧儿帝国征服印度是五百年之前，国大党刚刚领导印度驱逐英国殖民者并走向独立，而且还打败肢解了宿敌巴基斯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大党领袖们恐怕想破天，也无法理解印度教徒竟然会因为五百年前的历史伤痕造自己的反。
但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力往往就是这样，归根结底，就像丹麦著名的印度教政治学者Thomas Blom Hansen所言的那样：
“国大党在构建现代印度认同的过程中，无法实现对历史现实的有效继承和跨越，他们或多或少不够重视印度教徒的文化本能，并坐视这些问题最终发酵到无法回避的程度，然后痛苦地发现，形势已经走向了完全失控的境地，并任由对手利用局势将自己置于不幸之中。”
如果我们展开来看，剃发易服的历史叙事更像是汉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二二八”和乌克兰大饥荒。这段家国叙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无疑具有无法回避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二二八，指的是1947年国民党血腥镇压台湾民众，成为台湾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民进党每次选情遇到困难，就会举行二二八纪念仪式来凝聚共识，谢长廷曾言，“二二八是台湾认同的起源”；
乌克兰大饥荒，指的是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在苏联不当政策下大量人口死于饥荒，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热衷于通过纪念大饥荒的伤痛来加强乌克兰民族的自我认同；
就像印度的罗摩神庙、台湾的二二八和乌克兰的大饥荒叙事一样，这种高度危险的议题一旦出现在影视剧中，如果未能注意历史伤痕的应激反应，使得民族情感与体制叙事之间出现剧烈冲突，那么就将难以避免地引发混乱，甚至被外部势力所利用。
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