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所有王朝的统治阶层都是聪明人，非常懂得实事求是，但为什么没有一个王朝跳得出王朝周期律？
农业文明的一切，归根结底只依赖一件事，光合作用。植物把太阳能转化成有机物，人吃植物或者吃植物的动物，然后把这些化学能变成体温和劳动力，整个文明的能量来源就是这样。
在工业化之前，单位土地的粮食产出在几千年内都没有突破性的变化。一个农业文明能够利用的总能量就等于耕地面积乘以单位产出，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整个文明的天花板，所有的人口都在这个天花板之下运转。
然后是第二层。在这个固定的能量池里，社会要完成几项分配。农民要维持自身的存活，这是不可压缩的底线。然后要养活所有不种地的人，官僚、军队、宗室等等。还要留出一部分应对灾荒的储备，因为农业生产随时可能被天气打断。
农民是这里面唯一的能量生产者，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最弱势的群体。其他阶层都从这个池子里面提取能量，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增加这个池子的总量。
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零和游戏，统治阶层多拿一份，农民就少拿一份。地主多抽一点租子，国家能收的税也就少一点。军队规模扩大，其余人剩下的粮食就要缩水。
王朝建立之初，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人口大量消失，土地荒废，人均耕地相对充裕。这时候能量供给远大于需求，系统有很大的冗余空间，表现出来就是轻税收、低粮价、社会稳定，还可能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的局面。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初期都会有一段被后世称颂的盛世，除了皇帝英明之外，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系统冗余的必然表现。
但很快，三个过程就会同时开始启动，而且彼此叠加，相互强化。
第一个过程是土地兼并，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需要任何人专门去推动它。自耕农持有土地，理论上只要不卖，土地就不会流失，就不会兼并。但农民会面临一个风险结构不对称的问题，收益端是风调雨顺时基本糊口，略有盈余。风险端是一次旱灾、一场洪水、一场重病，就可能让整个家庭彻底陷入困境。
农民没有储备，没有保险，于是就只能去借债，一部分债务能够偿还，还有一部分债务最终导致利滚利还不上，最后只能以土地抵债，从自耕农变成佃农。这个过程不需要地主有任何恶意，哪怕是一个完全善良的地主，只要他借钱给还不上的农民，土地就会自然流向他。这是产权向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一方集中的自发过程，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
然后土地兼并还有一个加速机制，拥有土地更多的地主，抗风险能力更强，在坏年景可以以更低的价收购土地。土地越多，收购能力就越强，兼并速度也越快。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初期缓慢，越往后越快。
第二个过程是官僚系统的膨胀。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僚机构和宗室人口相对较少，但后期通常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些人全部从固定的能量池里进行提取，却不生产任何粮食。明朝中后期，仅宗室人口就达到几十万，全部由国家财政供养。
第三个过程是人口增长开始触及土地所能承载的上限，和平环境下人口会不断增长，直到人均耕地减少到能够维持生存的边缘。这时候系统没有任何缓冲空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活不下去。
三个过程叠加在一起，把系统从初期的高冗余状态，不可阻挡地推向零冗余的临界状态。到了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产出被层层瓜分，农民手里剩下的刚好能活，没有任何储备，系统失去了抗扰动能力，任何一个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接下来就是崩溃与重置。当足够多的农民无法存活，流民就会出现。流民聚集到一定规模，就会形成起义。起义的农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张，单纯就是因为活不下去，去抢去偷还能够多活几天而已，官兵追捕之下稀里糊涂地就成了起义。
起义一旦爆发，就会进一步摧毁农业生产，产生更多流民，反过来壮大起义规模。这是另一个正反馈循环，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直到王朝崩溃。
王朝末期的战乱与崩溃，系统的角度来看，就是一次强制性的重置，大量人口减少，土地兼并的产权结构被打破，重新洗牌进行分配，原来的寄生阶层也被大幅度地消灭，系统重新回到一个高冗余的初始状态，新一轮的循环就此开始。
农业文明没有外部的能量来源，就只能用人口大规模的消失来强制重置，这就是周期率的本质。工业革命为什么重要？因为工业革命本质上是通过化石能源把地球积累了几十亿年的太阳能给释放了出来，不再仅仅依赖光合作用，增加了外部的能量输入，所以可以打破农业文明下能量的人口上限。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止王朝周期率，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阻止不了，那就只能阻止土地兼并。
地主不会主动把土地分散出去，因为土地是他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要让土地重新分散，只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王朝主动强制均田，这需要强大的政治意志和执行力，会触动利益集团。二是战乱导致原有的产权结构崩溃，重新划分。前者历史上就没有成功的先例，而后者就是王朝崩溃本身。
为什么王朝主动强制均田阻止土地兼并没有成功的先例？因为限制土地兼并，打击的对象恰恰就是王朝统治的支柱。他们在地方上收税，维持秩序，提供官僚来源，是皇权向下的唯一触角。打掉这个阶层，皇帝就失去了统治地方的能力。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士绅官僚也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单一主体，而是分散在全国各个家族里面。皇帝无法与他们集体谈判，也无法监控每一个人是否真的合作。
任何一个士绅官僚家族在改革压力之下，都会有强烈的个体动机去阳奉阴违，表面支持改革，私下继续兼并，这是最优策略，结果就是改革政策在执行层面必然走样，执行改革的人本身就是被改革的利益方，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把改革手段变成自己捞取好处的工具。
比如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的设计初衷是国家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替代民间的高利贷，这样就阻止了地主兼并的资金来源。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官员把它变成强制摊派，不管你农民需不需要，都给你贷款，然后收息。一个对农民本来有利的政策，最后却变成额外的盘剥。
那又或者绕开士绅官僚，建立一个独立的执行体系不就行了吗？不行，因为你新建立的执行系统需要人，而这些人很快又会变成新的士绅官僚，又会形成一种新的寄生层。
再加上土地兼并本来就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因为只要有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就会导致产权向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一方自发集中。想要阻止这种自发过程，就需要额外做功，而任何王朝的持续施力能力都是有限的。皇帝会死，继任者的意志和能力不可预测，改革派大臣会被政治斗争消耗，执行机构会随时间腐化，长期来看这种对抗是不可能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