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特别早熟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在封建社会停留两千多年？
中华文明经过五千年才完成了世界上最彻底的中央集权，而民主灯塔美利坚，现在仅仅还停留在中国的夏商周到秦汉时期。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任务，缺一不可。中国是历经朝代最多的文明国家，其它文明要赶上中国，哪怕是抄作业，至少也还有五百年的路要走。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
1.夏商周战国时期（诸侯分封阶段）。
2.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士族门阀阶段）。
3.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取仕阶段）
4.宋元明清时期（宗族分化阶段）
5.民国-共和国时期（全民入仕阶段）
这五个时期，五个阶段，其划分依据为：政治权利流动的阶层下放。
1、夏商周战国时期，政治权利是完全闭塞的，仅由诸侯及诸侯后代有资格获取，其核心原因在于竹简的成本极高，非诸侯贵族没有染指知识文字的机会。
这导致通过学习历史和文化，从而习得政务管理能力的人极少，并且彼此之间通过姻亲有复杂的血脉关联，世卿世禄，阶层固化非常稳定。
掌权者越少，拥有的权利就越大，诸侯实力普遍极强，并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财税权，行政权和外交权。
一旦皇室衰落，必然诸侯并起，逐鹿天下。
有识之士意识到分封制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开始寻求社会体制的突破。
2、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经由秦始皇统一中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贵族只有食邑而无领地，独立的军事权、财税权、行政权和外交权被剥夺。
商鞅变法还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志，但实际目的是让生产资料可以流动，让有能者获得迅速积累家业的机会，减少阶层固化，避免世代传承的诸侯分封体系死灰复燃，同时为秦朝网罗天下英才，在形式上进入中央集权阶段。
秦朝遭遇六国旧贵族反噬，二世而亡，刘邦趁势起兵，屡败屡战，乱中称雄，终于清扫天下，彻底消灭了诸侯分封思想残余，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皇朝。
此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书本开始取代竹简，有资格学习知识的人变多，但纸笔依然是奢侈品，依然只有贵族才有政务管理能力，于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察举制度，政权不可避免地继续被垄断，世家门阀互相通婚，把持朝政。
一旦皇室衰落，自然门阀起势，问鼎中原。
有识之士意识到察举制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再次开始寻求社会体制的突破。
3、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隋文帝杨坚改察举制为科举制，取仕唯才不论出身，意图打击世家门阀，毫不意外地遭遇反噬。
后李渊携李世民横扫天下，七世纪最强碳基生物杀兄囚父，手握神器，称天可汗。可惜限于知识昂贵，拥有政务管理能力的人才依旧聚集在世家之中，五姓七望，世代簪缨，且终唐一朝，荐举和门荫的官员数量始终占大部分，全是世家子弟。
但唐朝历代皇帝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武则天增设殿试、糊名制，削弱门第姻亲对科举取仕的影响，加上造纸术日益成熟，纸笔价格不断下降，有资格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历史记载，初唐时期，寒门举子占科举入仕人数仅不到20%，至晚唐时期，寒门举子已经上升到50%以上。唐太宗时期，宰相出身门荫的占九成，唐宪宗后，门荫出身的宰相已经骤降至不足一成，可见世家式微。
直到黄巢落榜，起兵造反，后又经历五代十国，中原破碎，各寒门仕子游走各方势力之间，以身入局，大展宏图，世家门阀之传承，历经千余载，终于彻底终结。
4、宋元明清时期，科举制彻底成熟，皇权前所未有的稳固，卧榻之侧，再无他人。皇帝非常高兴，但中原实力也前所未有的衰弱。
前三个时期，因为皇朝内部总有其它血缘政治共同体，时刻威胁皇权，这就导致了，一旦中央混乱，皇权式微，立刻豪杰并起。
夏商周时期，诸侯直接凭自己的势力就可以逐鹿中原，而后的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世家虽无法直接掌兵，但还是有财富和政权，在中央控制力不足时，必有世家以权财与地方军队勾结，从而使自己军阀化，随时厉兵秣马，取而代之。
这导致周至秦，汉至隋，唐至宋的统一都十分艰难，必须经历漫长的、超过半个世纪的战乱时期。战国，三国，五代十国，不外如是。其中以分封制度第一次转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战国时期为最，持续了约254年。
这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核心原因。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三个时代中央集权都是不成熟的，导致了合久必分的战乱。
但到了宋朝，纸张价格只有唐朝的十分之一，又有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科举制度也已经被社会完全认可，源远流长的世家存在被历史抛弃，皇帝可以通过科举取仕控制官员的出身，如此再无形成皇权以外的血缘政治共同体的可能，中央集权彻底完成了。
皇权与诸侯世家的血缘博弈，也转为更加温和文明的皇权与文官政权之间的权力博弈。
但世家并不是彻底消失了，而是被肢解了，政权和社会财富不再集中于寥寥几个家族，而是一个举人一个士族，一个进士一个世家，通过科举完成阶层流动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再分配，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宗族化。
为了彻底断绝门阀世家复兴的可能性，宋朝思想家将宗族概念进行宗教化和仪式化，北宋张载、程颐提出“收宗族，厚风俗”，南宋朱熹在《家礼》中系统规范宗族组织与祠堂礼仪，主张建祠堂、修族谱、设族田，使宗族成为了社会基层治理单位。
从现代的眼光看，纵使纸笔成本不断降低，古代官员数量也是极少的，不可能触及社会的角角落落，所以皇权不下乡。
于是，上层中央皇权，基层宗族自治，宗族又供养读书人科举取仕，与中央政府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就形成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以文官政权为代表的宗族势力之间的合作和博弈，贯穿了整个宋元明清。
这四个朝代，更多也是在探索如何管理文官，稳固皇权。比如赵匡胤设立台谏一体制度，监察百官，到明朝发展为言官和锦衣卫。朱元璋改宰相为内阁，弱化文官集权。雍正设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剥夺内阁独立行政权，令大小官员的意见可以直达天听。
但受限于落后生产力形成的生产关系，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已经没有继续进化的空间了。
这就是农业社会，全世界最合理最有效的中央集权逻辑，更是人类文明历史中最宝贵的顶上明珠。
除了中国，再无一个国家和文明能做到。
而皇权和文官政权对于保证中央集权是有共识的，在世家肢解为宗族，再没有某个家族能够通过垄断知识以垄断权力，形成皇权以外的超大血缘政治共同体的境况下，文官的生死荣辱和中央皇室绑定，唯一需要防备的，就只有掌握军权的武官了。
从来有人说，宋明以弱亡，汉唐却以强亡，所以汉唐的伟大似乎更让人记忆深刻。这就是中央彻底集权之后的弊端，对武官的防备到达极致，一旦政权衰弱，就会直接一步跨入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境地。
这也是中国两次被少数民族统治的根本原因，完成集权的政府在晚期没有作战能力是正常的，汉唐也是如此，但宋明的问题在于皇权之下的权力被肢解得太彻底了，宗族化的基层治理也太稳定了，失去从华夏内部诞生新政权的土壤。
天下动荡之期，英雄逐鹿之时，本来应该龙蛇并起，再造乾坤，却倾五湖四海，尽天南地北，都找不出一个有野心定鼎华夏的人。
要知道，往前无论是战国、三国还是五代十国，在前代大一统政权式微的情况下，周边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发展壮大，但内部的割据势力只会更强。任何一个割据一方有名有号的国家，都有把自己边境的少数民族彻底犁一遍的能力。
即使是在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五胡乱华，但是根本不是胡族突然可以比肩中华文明了，而是三国内战打得太厉害，把汉地人口从东汉末年的五千万直接打到剩两千万不到。为了补充兵员，各国向长城外的胡族招募雇佣兵入关，数百年中形成了一批汉化的胡族，学习了汉统和汉制，才把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政权，最后形成了衣冠南渡，南北对峙的格局。
而孝文帝拓跋宏就是其中最坚定的汉化主义者——他凭此稳定了北方朝局，也渴望通过自我汉化来统一整个中国。但他生的太早了，早到中国的宗族化还没有完成，中华文明此时对少数民族还只是碗夹生饭，远没有宋元明清这么好的统治环境，导致最后又被汉族篡位。杨坚借此建立起隋朝，又为唐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所以，古往今来，中国一向是一流武将打内战，二流武将辅助一流武将打内战，三流武将才去边关刷经验练本领的。
反倒是中央彻底集权以后，对内的控制力用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来完成，就有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
宋以前的乱世豪杰没有不读书的。
宋以后的读书人再也不能成为乱世豪杰。
但副作用是，对外的战争能力持续不足，只要政权不稳，贪腐横行，军心涣散，少数民族随随便便就可以打进中原。
而且打进中原之后的治理也尤为简单，宗族化的基层结构是异常稳定的，只要不动地方乡下宗族，仅仅在城市作孽的屠杀根本不会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和抗争。
所以，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是没有战国、三国、五代十国这样长久的战乱期的。朝代交替只不过是上层政治建筑的再构，从来没有真正去影响到过基层地主、乡绅、宗族等对地方的治理和权力，这才是华夏民族中央彻底集权后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民族认同的基本盘。
而且，元清自己也没有逃过这个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定律。因为中华民族数百代思想家、政治家，花费数千年精心探索出来的这套以三皇五帝历史认同为根，儒家孝悌道德文化为笼，集政府架构、取仕制度、基层管理、权力流动，围绕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意识形态，实在是过于牛逼。
它是皇冠中的皇冠，魔戒中的魔戒，但凡有心维系统治的帝王，必然是见猎心喜，要据为己有，以守护自己子子孙孙的权力永续。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忽必烈作为首个染指华夏神器的少数民族帝王，他用易经为皇朝取名为元，重用刘秉忠、许衡等大儒，对宋朝特别是南宋区域的地主采取低赋税政策。种种政治举措，代表他意识到了中国这一套的作用。但是他受限于没有前人经验，又受制于蒙古军事贵族，居然没有一鼓作气延续科举制度以肢解这些对皇权有威胁的血缘共同体，反而采取落后的包税制，导致了社会财富和政权的固化。直到仁宗时期才发现不对，重启科举，但元朝已经命不久矣，国祚仅百年就告终。
而朱元璋之所以成为唯一一个由南至北统一天下的乞丐皇帝，除了他自身在开国皇帝中足以名列前茅的军事能力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地宗族只想牢牢把持地方财税和丁口，小富即安，没有以往世家血荐轩辕的野心和勇气。导致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战争烈度远比之前的所有时期都低，相当于死亡模式改地狱模式，地狱模式改困难模式，倒让他开局一个碗打通了关。
到清朝，爱新觉罗就吸取了孛儿只斤的教训，为了解释政权合法性，最具有统治思辨能力的雍正，用一本《大义觉迷录》拼了老命去进行华夷之辩，他说：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若夷狄能奉中国之礼，即可为中国之主。”
那什么是中国之礼呢？就是尊重孔孟儒学，尊重宗族自治，大开科举入仕之门，维护孝悌忠君之道，把中华民族构建的意识形态塞进满族自己的脑袋里，造就爱新觉罗对中国276年的统治，最后在列强的枪炮之下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是：欲统治中国，必成为中国。
农业时代的中国人，已经把华夏民族完成了从血脉到历史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性跃迁，以削弱对外战争能力为代价的中央集权，却意外成就了意识形态的永恒。
违背中华民族意志的政权必不长久，融入中华民族意志是大势所趋。
而无法消灭的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在经过一个朝代的弹压之后，必然趁机以实体政权的形式复苏，就像《诡秘之主》里的原初意志，阶位越高，就越靠近原初，原初的苏醒也就越快。
越要统治中国，就越要维系中国社会体制，就越要认同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就越要记录保护中国的历史。
那么中华民族意志就必然复苏。
这才是真正的克苏鲁，而如此现象，在历史上已经历经了两次，足以证明其不是偶然。
5、民国-共和国时期，到这个部分，大家就很熟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把中国已经无法进化的社会体制又往上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民国是这个过程中如秦、隋一般的必然性过度，来自军阀和旧封建势力的反噬，以及资本阶级的软弱性注定了民国的短命，但中国尤为擅长在短暂的过度之后浴火重生，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外国人不懂，我们自己是见怪不怪。
新中国的政权入场券再次下放了，从诸侯到世家，从世家到宗族，终于到了现在这个人人都能吃饱饭，读好书，努力考公进体制的社会主义时代。
即使不从政，从文从商从事科研，亦有机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各行各业，阶层流动越来越彻底。
每一步政权的阶层下放，中国的社会体制就完成一次进化，从夏商周开始，到秦汉，到隋唐，到宋元明清，最后到新中国，总共进化了四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文明，有中国这样的进化程度，有中国这样的阶层流动性，古代没有，现代更没有。
阶层的流动越彻底，中央的集权就越稳固，社会的治理就越稳定，这是数千年来的中国经验。
建国以来，中国在保家卫国、科研发展、外交策略、民众管理上，无一不展露出高效且持续高效的政府功能。
中国是奇迹，它是中国历史和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解离了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家封建伦理，打破了基层宗族自治的社会观念，保留了中央集权、逢公必考、财富分散和阶层流动等适应工业时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再融入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和工农阶层行使政权的意识形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出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个结合是必然的，也只有中国可以完成这个结合，其它的文明国家都不行，因为他们的进化程度太低，玩不了共产主义这么高端的社会体制。
苏联就是如此，一神教的意识形态，对中央集权是有害的，导致了欧洲长期处于信仰统一但政权分散的社会体制中。沙皇俄国虽然信奉东正教，不必听梵蒂冈教皇的指令，相对保持了自身政权独立，且事实上完成了帝国制集权，但贵族世袭体系一直是其统治根基，社会体制停留在汉朝时期的治理水平。
基督教/伊斯兰教本身是弥合不同民族意识形态认同，化解各民族血缘矛盾的重要政治工具，《新约》和《古兰经》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也注定两教必然不能建立在单一主体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也不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文明政权统一和集权。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不断在完成大一统的核心原因之一，因为中华文明从来没有被神权掌控，也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唯一将神权彻底吸收进君权的文明体系。中国从西周改君权神授为以德配天开始，再经过战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在儒家解释下，敬天法祖的祖灵先验崇拜衍化为孝悌伦理，不语怪力乱神，以天地君亲师的阶级观念将对神权的敬畏指向先祖和君父，追求致君尧舜，建立缅怀三皇五帝的历史认同，最终形成“炎黄子孙”这一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
中国一直都有信仰，但信的是天命和华夏先祖，信的是自己的民族历史，而不是万能神明。君王通过效仿三皇五帝证明自己的德行获得天命认可，以祖宗法制诠释法统来源。
压在农业时代所有文明背上的皇权和神权两座大山，中国天然就少一座，所以共产主义唯物世界观尤为适合中国。
从苏联的崛起角度看，沙皇俄国在1917年连续完成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1月苏维埃政权就开始宣扬无神论和信仰自由，清洗教会关闭教堂，限制宗教活动，然后仅仅5年便从贵族世袭阶段一蹴而就到苏联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央集权，但中国从汉朝灭亡走到新中国可是花了1700年。
事实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意识根本没有做好实现共产主义的准备，沙皇俄国的政权流动相当固化，从莫斯科公国时代至君主专政结束都没有在政权下放的革命中形成统治者为民请命的德政历史建构。即使通过共产主义改造了思想，完成了高度工业化，积累出大量社会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反而到处搞革命输出，搞国家援助。扩张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干涉，沉湎于领导世界的权力虚荣。导致苏联人民在生产效率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下，却被迫忽略了发展轻工业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人民幸福感相对欧美世界远远不如，最终导致工业生产从热情高效走向臃肿低效。人民民主集权专政成了欺世盗名，实质上却在往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倒退，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被党内的野心家和走资派看到了机会。
1940年，斯大林就压制不住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为了凝聚人心，不得不将宗教视为“战略缓冲工具”，开始允许宗教活动服务于战争动员。1988年，戈尔巴乔夫承认宗教是传统文化，允许教会组织庆祝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一千年的庆典。而这之后不久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了。
这就是历史进程从来只能顺序发展，无法揠苗助长的道理。中央集权需要历史条件，唯物世界观也需要历史条件。历史进程没有达到，解体回归类似世家门阀的寡头政治，是俄罗斯社会体制发展的必然。
在西方哲学的社会论述中，似乎人类的封建时代之后就是资本时代，分别代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所以君主专政就是封建的农业社会体制，民主选举就是自由的工业社会体制。
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到，其中居然还有这么多复杂的社会建构是需要一步步去完成的，更加不能理解，一个超大疆域超大人口的文明国家，要完成稳定的社会治理，在君主专政的表象下，会有多么深刻、多么血腥的权力流动和社会变革。这样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文明活力，是工业时代最为重要的养分。
黑格尔能够意识到集权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却不能明白实现它需要经历的过程和付出的代价，他的《法哲学原理》原文写道：
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更迭的不断重复罢了，任何进步都未能从中诞生。
这样的认知谬误，导致黑格尔在批判儒家伦理时只看到君臣父子的道德训诫，根本察觉不到掩盖在其中数千年沧桑的历史变化和权力分配。这是西方历来缺失的部分，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探索和思考。
作为德意志人，黑格尔是个西方中心论的唯心历史进步主义者。他为了拿破仑的铁蹄入侵自己的家乡普鲁士而欢呼，因为这被他视为自己“绝对精神”思想的历史具现。和很多哲学家一样，他始终渴望通过现实来印证自己的思想，而不是通过思想改造现实。
如果他有幸看到以马列毛思想为主体，人民民主集权专政为体制，构建出来的新中国人民军队是什么样的精神和气概，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西方中心论立马就要破产——但是马上，他就会继续把中国作为“绝对精神”现实具现的历史载体，同样为中国欢呼。并且诚挚迎接中国统治世界，就像他拿出酒菜热情招待拿破仑手下想要洗劫他家的士兵一样。
这只能证明，个体的才智需要建立在历史表达的真相之上，再深邃的大脑也无法凭空替代文明本身的进程。
如果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那么也只有中国的文明阶层才最靠近，最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更只有中国，才能出教员这样能深刻洞见社会变革和自身所肩负历史任务的伟人。
所以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也无法输出意识形态，因为输出了也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才玩得转。
给其它国家揠苗助长，只会营养不足，反遭其殃。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写道：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精心排练的戏剧，看似自然，实则无一偶然。中国人会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最低级别的官员到最高层的政治家所说的话，他们全都记得。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起初我们简单的头脑还未能理解整个图案。我前后访华十次，感觉自己是在与一个有机体进行一场连续的对话，这个有机体记得每一件事，仿佛由一个统一的头脑在指挥。这样的会晤令人振奋，有时又隐隐令人不安。如此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心生敬畏，同时也让人感到无能为力。
基辛格和中国政体对话的体会，更像是和一个活着的、有记忆的人在交流。这种感觉似乎中国本身已经形成了某种文明意志，如果再结合五千年的历史，仿佛就能感受到某种古老而浩然的生物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一处，凝视着每一个造访祂的人。
上帝：告诉基辛格，去探查中国活过来的秘密，这可能很危险，一定要量力而行，优先保全自身，记住，不要直视它的历史！
基辛格十次访华后：原来如此，我知道了！它不是一个国家，它居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完整的文明！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哈哈哈……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上帝：基辛格已经被污染，封锁他的文字！标记为0-00，名称…文明之书：《论中国》
而在完成了全民教育，全民入仕的新中国社会体制下，是否还会重蹈宋元明清外战无力的覆辙？这个恐怕才是我们最好奇也最想要探究的问题。
但既然小富即安，不愿意流血革命，只想照着既定的科举路线保持自身统治阶层地位的宗族和皇室都已经如诸侯和世家一般被历史抛弃。再也没有虽然族群分散却控制全国大部分生产资料，国灭但自身统治地位却可以不动摇的大小宗族地主，那么谁会是能够坐视国家腐朽却可以依旧对外妥协的既得利益阶层？
现如今，在中国历史结合共产主义所构建的全新社会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基本盘早已经不是某一个或多个血缘政治共同体组成的统治阶层，而是不受阶层束缚，可以奋发向上改变自身命运的每一个人。
诸侯入仕则为诸侯。
世家入仕则为世家。
宗族入仕则为宗族。
全民入仕则为全民。
宋元明清以前，国家的覆灭反而是诸侯和世家的红利，宋元明清时期，国家的覆灭宗族可以独善其身，而新中国，国家的覆灭哪个阶层能够安然视之？
当然是试图剥削全民财富以完成资产国际化和行业阶层化的金融资本阶级。
所以周天子的主要任务是压制诸侯，汉唐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压制世家，宋元明清皇帝的主要任务是压制宗族，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压制资本。
但诸侯、世家、宗族和资产阶级是每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文明组成部分，是无法彻底消灭的，只能在博弈中寻求共赢。
因此，唯有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教育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进入体制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接触权力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掌控资本的机会，权力和资本才不会共生形成一个阶层，才不会反过来钳制和剥削全社会。
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与近代以前的中国也完全不同。过去因为文字和知识的垄断，导致中央无论如何都要依赖某一部分人管理政权，从而形成统治阶层。但现在，在全民完成通识教育后，有资格和能力掌权的人不再局限于某个血缘群体，因此也就有了真正解决掉阶层固化问题的基础。
政权的颠覆从来都在体制自身，只有打破统治阶层的固化，使政权得以彻底流动才是保证文明和国家活力永续的关键。
但这是不是能做到，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在物质和教育条件上，欧美各国曾经拥有比中国更好的环境，却没有任何建树，反而弄出了资本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的笑话。
或许，我们还是应该把目光投向中国，去观察中国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会作何选择。
而我相信，新中国会孜孜不倦地在寻求更深邃、更伟大、更稳定的国家形态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什么说美利坚不过是处于中国的夏商周到秦汉阶段？
1、美国是联邦，它甚至没有完成秦汉这个级别的中央集权，州长和总统互不隶属，州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权、行政权和财政权，甚至还有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独立军事组织，这不就是分封制？
2、美国以及所有所谓民主国家，还在使用中国封建时期的官吏制度，竞选的有任期的官和长期在各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吏）合作共事，和资本集团牵扯不清的候选人才有资格被党派推荐参与竞选，然后胜选官员指定亲信组建自己的政务班底，而读书人只能在胜选官员及其亲信手底下老实干活儿，这不就是九品中正察举制？
3、美国的文盲越来越多了，学费贷款作为刚需项目，却是少有连个人破产都无法免除的欠债。于是被资本嗅到机会，设立高昂利息，成为社会大众除房贷外最大的金融支出。而教育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政府从法律层面支持资本对学生的未来敲骨吸髓，毫无培养贫困的基层参与政府工作和社会治理的意愿，这不就是知识垄断？
4、社会体制允许社会财富和政权越来越集中，资本正在和政权结合并形成家族血缘政治共同体。比如访问过中国又跟特朗普硬刚关税问题的加州州长纽森，出身纽森家族。虽然看起来亲华，甚至说出“中国越成功，世界越成功”这样的话，但其实他有个姑父姓佩洛西。这个佩洛西的弟媳妇就是那个22年窜台的南希·佩洛西，而佩洛西家族也是纽森家族的亲家兼附庸。同时南希·佩洛西是嫁到佩洛西家族才改姓的，她实际出身于意大利黑手党。24年和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哈里斯出身旧金山，恰好也是纽森家族的老巢。这样的血缘政治共同体，在全美的政治体制内密密麻麻，表面全是光鲜，里面黑得没边。他们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渗透五角大楼，近年来逐渐有军阀化的倾向，莫非这是要准备通过战乱来完成社会体制进化？
分封制的央地关系。
察举制的选官制度。
垄断式的精英教育。
血缘化的政治团体。
这一切组合起来是个什么结果？
达利特领班们对90年代苏联解体后至今30余年，整个欧美世界科技不断突破但民生却越来越差，高效的工业生产根本无法惠及民众，一步步走到如今制造业全面衰退的作死境况视而不见，满脑子都是梵化的宗教狂热和赢学的精神胜利。
靠金融全球吸血的资本控制世界，对资本人身依附的工人陆续失业，美国所谓的民主灯塔，同苏联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有什么区别？本质不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德政历史建构，统治者不愿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会拿着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创造的财富肆意挥霍。其意识形态的落后使得政体不足以支撑政权的充分流动，导致阶层固化从而不得不回归落后社会体制的现实写照？
毁了苏联，又成为苏联，不过又是一个中国冷眼旁观的轮回罢了。
所以，网上有论调说美国在走明朝的老路……不好意思，它的段位没那么高。民主选举不过是宗教仪式，寡头政治才是它的本质，汉朝的老路还没走明白呢，明朝的瓷它也有资格去碰？
以上种种，似乎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影响社会体制的落后。
一个社会体制的成熟程度，真正的核心指标是政权的流动性，它是统治制度的设计者对社会和权力理解程度的具象化表达。
苏联和美国一个共产主义，一个民主自由，事实上却都将民众视为剥削财富的猪猡、实现权力的工具。若非社会经济行将崩溃，绝不考虑民众的生活幸福，最后形成寡头政治的统治格局是一种必然。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外如是。
这个问题对国家的影响超越所有科技发展和时代变化，是社会体制的根基，而新中国与之不同的地方正在于此。
政权充分流动且以民为本的中央集权，发展科技和国力的效率及社会治理的稳定，是其它落后体制远远不能比的。
而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对于通过社会体制来实现政权流动重要性的意识程度，与它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更直白点说，要流血，要战争。
要智者盗火，要勇者无畏。
要杀身成仁，要舍身取义。
要破釜沉舟，要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革发生了四次，每次都让政治权利向社会更底层流动，如此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所以AI可以蒸馏，但意识形态不行。
该走的路没有走过，该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发展出来，仅仅是靠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无法让社会的治理一跃而就。
历史的潮流前赴后继，五千年来落下的功课，五百年是否能够补足还是个问号。
中国历史上为了社会的发展所进行的无数探索，如果日耳曼、斯拉夫、高卢、盎撒和犹太们，意识不到跟随我们的脚步一一走过的重要性。
那么五千年后，他们的文明是否还留存，也依然是个问号。
但值得欣慰的是，电脑记载的信息终究远胜于石板，我们无需一个文字一个文字去还原文明的原貌，五千年后的中国人，可以通过图片和视频更加生动具体地感受历史变迁的沧桑。
评论区分歧最多的地方在于海洋文明是否应该或者能够遵循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是否可以通过其它的体制完成文明的进化。
这个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清晰而造成的困惑。
所谓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表现为资本聚集的权力聚集。
所以资本主义的目的自然也是集权。
那么资本集权和人民民主专政集权的区别在哪里？
事实上，资本主义如果真正完成彻底的中央集权，它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就会自然转变为社会主义……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过彻底集权。
自商鞅变法，秦汉之后的土地得以流动，就开始了每朝每代都躲不过的土地兼并。作为可以买卖的生产资料，土地本身就已经有了资本的性质，所以土地兼并本身就是资本兼并，同时也就是权力聚集。
而这样的权力聚集显然不是中央政府愿意看到的，它会直接威胁皇权。
为了君主专政的集权稳固，各代皇帝都在绞尽脑汁推行将权力分散的社会体制，而行之有效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政权流动，于是才有了科举和宗族制度。
这本身就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形态，也就是德政历史建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实践的理论升华，虽然两者并非一个文明，但在社会哲学的高度上达成了一致。
所以说，只要中央彻底集权了，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主义、什么意识形态，为了维系自身的存续，对政权进行社会化改造是必然的选项。
这是权力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
但欧美不习惯集权，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中华文明和欧美、中东、非洲包括南亚各文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核心区别，在于单一主体民族文化的血缘历史叙事和多主体民族文化的信仰历史叙事。
其实血缘历史叙事是每个民族天然的意识形态，只是它的排外性和侵略性过于强烈，极其容易引发战争，以至于必须构建信仰历史叙事，去弥合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的民族文化冲突。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能够把周边的其它民族都驱逐或灭绝，占据所有富饶的土地，让他族的残军败将不得不生活在高原、戈壁、山林等恶劣环境中。自己则不断发展，使得人口和实力始终处于绝对优势，不就可以持续维系血缘历史叙事，而不需要额外搞一套信仰历史叙事出来进行社会治理了？
世界上哪个民族干成过这么牛逼的事情呢？
我们心知肚明。
只有单一主体民族文明，才有在农业时代“不语怪力乱神”的资格。
回看近代史，纳粹德国的核心理念就是日耳曼优越论，这是发动侵略的重要宣传。而拿破仑虽然没有宣扬法兰西民族主义，但他侵略的过程中强制执行法国制度和法语教育，激发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情绪，渴望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最终导致普鲁士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普法战争的失利。
普鲁士最后形成德意志帝国，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又为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这些欧洲因民族主权带来的战争历史在课本上占据了大块篇幅，但在中国都是战国时期就已经经历，不过史书上留下寥寥几笔的文明过程而已。
但也可以借此看出，近代西方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发展出路德教思想后，对宗教的释经权归还民众，信仰历史叙事就已经在事实上解体，欧洲本能地选择了血缘历史叙事来构建新的社会共识和国家意志。
可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彻底完成，因为欧洲在古罗马时代乃至更早就已经多族共存，他们从几千年前就打成一团，一直打到了近现代。狗脑子都打出来了，也没打出个结果。
反正谁也打不过谁，就是菜鸡互啄。
卧榻之侧，他人想睡就睡。
从罗马古典时期就这样，现在还这样，以至于古罗马不得不引入基督教信仰来巩固政权，不然日子都过不下去。
但是宗教掌握了权力以后，维系本身的存续又成为战争的缘由之一，引发了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只能说，人类总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消灭和自身不处于同一认同体系的他者，民族认同，政权认同，宗教认同，以及混杂在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无时不刻地在世界各地掀起争端。
总而言之，欧洲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就是混居。离开信仰叙事以后，他们解决不掉历史悠久的民族矛盾，通过血缘叙事构建民族国家的方案无法实现，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代替教皇加冕和君权神授——
代议制和全民选举。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法兰西作为宗主国被黑人夺舍的奇景。
代议制和全民选举作为新的加冕形式，表面上兼顾各方利益，实际上彻底放弃了血缘历史叙事的正当性，但又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问题、阶级问题带来的争端，更是在制度上鼓励国内出现血缘政治共同体——基于民族基本盘，如犹太、盎撒、印度、南非、日耳曼、斯拉夫等，其各自的民族利益集团越强，移民就越容易，拿到的议会席位及选票就越多，对社会的影响力就越大，本国中央政府就越拿它没办法，就越能保证自身的延续。
纳斯达克七姐妹里塞满了印度人，没有谁能阻止印裔在英、美、加的机场随地排泄。
但中央政府会因此逐渐失权，从而失去规划国家发展的行动力及在全球经贸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这实在是在信仰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的天才设想。
这还导致了美国最终在民主党衍化出了LGBT，即切割出多种少数群体意识形态，再把多数群体作为少数群体的共同敌对对象，支持少数群体联合起来，对多数群体进行霸凌以获得选票来取得政权的奇思妙想——某个意识形态如果试图包容一切，那么最后它就会排斥自己的核心主体，因为它必须剥削自己的基本盘来供养外围统战群体。
选举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清晰地体现出了欧美各国在社会体制上的选择——由于多主体民族文明的惯性，来自各族各邦各界的阻力不希望中央政府进行彻底地集权。
但欧美的文明进程要继续历史性地向前，消灭掉以票选政治为基础的血缘政治共同体并完成政权的彻底流动就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而这个过程必须要集权。
不集权，血缘政治共同体就必然会利用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以及产业矛盾进行垄断和分裂，从而形成寡头政治。寡头们为了在内斗中维系自身的存续，就要不断贪腐财政、剥削民众、聚集资本，以形成以自身为主体的利益联盟。
但若论寡头们内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又显得很可笑，权力分化的唯一方向只会是以自身的意志取代中央的意志，完成权力升华，然后进行中央集权。
最后对自己进行社会化改造。
这一切在中国汉唐的历史上早已昭示，欧美文明的权力形态跟世家门阀就没有区别。
但是因为长期的多主体民族文明的历史进程，使得欧美从来没做到过真正的制度性中央集权。
这导致了，虽然美国出过威尔逊、罗斯福，英国也有凯恩斯，以及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戴高乐。这些政治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在本国进行集权后，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深刻的人权保障和社会化改造，向着社会主义前进，带来了国家的大发展。
但这实际上只是强人集权，与中国的制度性中央集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代议制和全民选举制度，从政治逻辑上就不可能维系长久稳定的中央集权。
所以随时间推移，强人逝去，国内的利益集团就会立刻开始行动，瓜分强人集权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政治寡头就随之出现，开始进行政治内斗、财政贪腐和民众剥削，同时在内斗中阻碍工业发展，最终在世界竞争上被中国赶超。
欧美各国，无一不是因强人集权而强大，因形式民主而衰退。
只有制度性中央集权才能保证人权，民主选举只会供养门阀。
这在中国看来是很奇怪的，汉唐时期因为生产力和教育昂贵的问题，中国不得不停留在门阀世家与天子共治的阶段，这没有办法。
但是都21世纪了，这帮白人还这么玩，就很难说得过去了。
或许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这也是我本人最大的困惑：是不是只有单一主体民族文明才有真正集权的可能性？也只有单一主体民族文明才有持续进行社会化改造，而不会因其它因素导致社会体制倒退的可能性？
目前我没有答案，但我也由衷感慨，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上的祖祖辈辈挣下了这么大一块地盘，让中国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探索和构建。那么我们现行的许多思考，也将成为无根浮萍，不得不和欧美一样受限于民族冲突和信仰叙事，从而无法完成集权，走上苏联的老路。
如此，再没有人能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领略到来自共产主义的真正魅力，这将是全世界深深的遗憾。
都看到这里了，还没有意识到考公的重要性吗？少年。
有人问，如果新中国并没有真正让每一个人都有掌握权力和资本的机会，已经形成了统治阶层，该怎么办？
如果社会体制不给予每个人通过体制内的路线去获得权力的机会，那就会给予全社会通过体制外的路线去获得权力的机会。
任何人，既然在中国读过书，那就已经接受了基本的革命教育。
具体的思想理论都写在政治课本上。
具体的操作实践都写在历史课本上。
无论盛世还是乱世，中国都不缺“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就不必再问，只管去做就是了。